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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網】“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煤炭企業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策略建議
              發布時間:2022-04-18 10:21:36     作者:李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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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碳達峰”“碳中和”將對我國未來的能源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煤炭企業的發展將受到巨大挑戰:節能減排將直接削減煤炭消耗量,新能源價格競爭力增強、將逐步替代火電,社會對煤炭環保認可度較低、制約煤企發展。未來數十年,我國煤炭工業的發展路徑取決于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的關系,分析認為:從短期來看,煤炭仍將是支撐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能源;從中期來看,我國逐步形成多元化的能源結構,煤炭還將是兜底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從長期來看,煤炭在我國資源結構中還將有一席之地,煤炭工業仍然可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此,煤炭企業需要在經濟競爭力、產業布局、物流  供應、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等方面走出一條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關鍵詞:碳達峰; 碳中和;煤炭企業;挑戰;策略

                引言

                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工業進程的加快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全球氣溫已經較工業化前上升了1℃,人類生存環境受到極大挑戰。為了應對氣溫上升對氣候變化的影響,2015年12月,全球共19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巴黎協定》,確立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到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2℃以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1.5℃以內;全球應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并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世界溫室氣體排放中二氧化碳占75%左右,而二氧化碳的90%來自化石燃料(煤、油、氣)燃燒。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報告稱,2016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520億t二氧化碳當量,按常規預計到2030年,全球排放總量最高可達580億t二氧化碳當量;要實現升溫控制在1.5℃以內的目標,必須在2030年前將全球年排放總量削減一半(年均250t至300億t二氧化碳當量);為此,到2030年,煤電在全球電力供應中的比例需要由當前的33%左右下降至9%左右,到2050年下降至1%左右;同時,可再生能源供電比例提高到52%左右和78%左右[1]。

                近年來,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陸續作出了國家承諾,提出了碳中和時間表:芬蘭為2035年、奧地利和冰島為2040年、瑞典為2045年,丹麥、挪威、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愛爾蘭、匈牙利、南非、韓國、新西蘭、加拿大、哥斯達黎加、智利等國為2050年,日本、新加坡等國為本世紀下半葉盡早實現[2]。美國(2020年底正式退出后近期又準備重入巴黎協定)、印度、澳大利亞等大國尚未明確碳中和時間節點。

                以上提出碳中和時間表的國家大部分是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階段靠前、能源結構轉型時間較早,煤電裝機比重較小、碳排放(如無特別說明均指“二氧化碳”,下同)水平較低、減排與碳中和的壓力較弱。中國的情況則有明顯的不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2019年GDP占全球的16.3%,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30%左右,需要較高強度的能耗支持。作為世界工廠和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國在全球產業鏈轉移過程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向全球出口了大量工業制成品,再加上能源賦存結構的特點,2001年之后,中國的出口量和碳排放水平同步快速上升,并逐漸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和碳排放國(如圖1所示)。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201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99億t(較2013年103億t的高峰已開始回落)、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約為歐美發達國家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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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https://data.worldbank.org/

              1 1978-2016年中國出口與碳排放變化關系情況

                盡管如此,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一直堅持履行減排義務,是《巴黎協定》的積極踐行者,2018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2019年又下降了4.1%),相當于減排52.6億t二氧化碳,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了重要貢獻[3]。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kW以上。習主席的承諾體現了中國的勇氣和擔當?!疤歼_峰、碳中和”將成為我國“十四五”及中遠期發展的重要主題。

                本文將在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闡述煤炭企業面臨的挑戰,回顧煤炭工業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貢獻,分析煤炭行業在未來我國的能源中的作用,并對煤炭企業的應對策略提出相關建議。

                1 “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煤炭企業面臨的挑戰

                根據各國“碳達峰、碳中和”承諾,在減排的體量上,中國是最大的;在減排的時間安排上,中國是最緊迫的,中國將花40年的時間走完大部分發達國家50-70年走的路。這將對我國的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帶來深刻的變革,煤炭及煤電行業首當其沖。

                首先是數量沖擊。從碳排放的來源來看,電力行業約占41%,交通行業占28%,建筑和工業占31%,其中的工業主要是鋼鐵、水泥、玻璃、化工、陶瓷等高耗能產業[4]。除了交通運輸以外,以上行業正是煤炭的主要消費流向,在碳約束條件下,以上行業均面臨巨大的節能減排壓力。發電煤耗的下降、工業及民用鍋爐效率的提高、電爐煉鋼技術的提升、電氣化進程的加快等都將直接降低煤炭消耗強度。以電力行業為例,2020年,中國火電行業規模以上供電標準煤耗為305.5g/kWh,如果按照理論系數折算,單位碳排放量在600-700g/kWh左右;隨著老舊機組的退役、改造,如果煤耗下降至當前260g/kWh的先進水平,那么單位煤炭消耗量和碳排放量均會明顯下降。

                其次是價格沖擊。在能源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要降低煤電比重、以至減少煤電絕對數量,必須跨越式增加非化石能源裝機的容量及電量。近年來,風力、光伏等裝機的發電成本顯著下降,在補貼逐步退出的情況下,初步具備了與煤電競爭的實力。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數據,過去10年,全球光伏發電成本下降了82%,陸上風電下降了39%。2019年,在并網的可再生能源電力中,56%的成本低于最便宜的化石能源發電,并且這種超越在加速[5]。國內風電、光伏指導價與燃煤標桿電價不斷趨近,2020年,全國風電、光伏指導價與燃煤標桿電價價差已經非常小,大部分省區控制在了0.1元/kWh以內;各省區風電與燃煤標桿電價的算術平均價差為0.06元/kWh,光伏為0.09元/kWh,少部分風資源豐富省份出現了倒掛。有關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光伏發電的平準化成本在0.2-0.41元/kWh之間;陸上風力發電成本在0.29-0.43元/kWh之間,到2025年和2030年還將分別下降至0.25元/kWh和0.21元/kWh左右[6]。再考慮碳排放成本的增加,煤電機組的價格競爭力將出現趨勢性下降,最終導致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大幅增長,煤電將不斷被可再生能源擠出。

                面對節能減排壓力的增加和價格競爭力的趨弱,下游行業承受的壓力必然傳導至上游的煤炭行業,煤炭消費量勢必出現長期趨勢性減量。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P)測算,以2018年全球80億t的煤炭消費量為基點,按照沒有碳約束的常規發展路徑,2030年全球煤炭消費量為75億t、2050年為62億t,2018-2050年年均下降0.8%;按照碳中和發展路徑,2030年全球煤炭消費量為53億t、2050年為6億t,2018-2050年年均下降7.8%。由于立場、方法的不同,測算數據僅作參考、準確性有待斟酌檢驗,但在碳中和情形下,煤炭行業的發展趨勢基本確定,全球煤炭產業必然經歷劇烈的重塑過程。

                最后是社會認知的沖擊。隨著霧霾、氣候變暖等環保壓力的不斷增大和頁巖氣、可再生能源的強勢崛起,社會各界對煤炭行業發展普遍悲觀,投資界轉向綠色金融、轉向可再生能源的風口,加大對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表現的審查力度,對煤炭行業唯避之不及。據有關報道,在澳大利亞,許多金融機構不再參與煤炭融資,保險公司不再為煤炭投資承保、續保;澳三大電力零售和發電企業之的澳洲能源公司(Energy Austra1ia)認為,60%的火電站將在未來20年內關閉,按目前電價估價方法推算,上市煤炭企業最多可以維持8年。

                2 煤炭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煤炭工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貢獻

                我國是一個“富煤、缺油、少氣”的國家。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煤炭就一直是支撐我國工業發展的基礎能源。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累計生產煤炭920億t[7],其中,改革開放以來累計生產850億t[8]、2001-2020年累計生產612億t,約占全國一次能源產量的四分之三,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基本的能源保障,見證了中國發展的奇跡,為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作出了卓越貢獻。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國煤炭工業面臨著新的發展格局。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煤炭產量為3200萬t。1978年,我國煤炭產量為6.18億t。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奮斗、改革創新,四十多年后的2020年,我國煤炭產量達到39億t,實現了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型發展。再過四十年,正好是碳中和的2060年,煤炭工業需要尋找新的發展道路。

                從人類能源利用的發展史來看,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是歷史發展的方向,能源革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礎和動力,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蒸汽機作為動力機被廣泛使用,刺激了煤炭消費,1840年-1910年,煤炭消費由不足10%逐步上升至超過50%、替代生物燃料成為主要能源,歷時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內燃機的廣泛使用使得1920年-1970年期間油氣消費快速增長,1960年油氣消費比重與煤炭基本持平,到1970年油氣消費已是煤炭的兩倍,歷時50年;全球能源結構經歷了從以煤炭為主的階段,到以油氣為主的階段,當前正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引導下向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的階段過渡,煤炭在能源替代演進中的角色弱化是大勢所趨。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來看,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時間表既高瞻遠矚順應歷史潮流,又實事求是符合中國國情,我國社會經濟需要在給定碳約束條件下實現綠色高質量增長,煤炭工業需要為此提供能源保障、完成綠色轉型升級,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歷史貢獻。任何不切實際的激進式能源結構轉型,不利于煤炭行業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新能源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更不利于國家能源供應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

                2.2 煤炭工業在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

                未來數十年,我國煤炭及能源工業的發展路徑取決于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的關系。既要實現經濟增長,又要實現節能減排與“碳達峰、碳中和”。

                2.2.1 短期情形

                從短期發展形勢來看(2021年至2030年),煤炭仍然是支撐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能源。在此期間,我國經濟增速目標應保持在年均5%左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9]。2020年,我國GDP突破100萬億元,按照5%左右的增速測算,到2030年,我國GDP將較2020年增長三分之二,達到160-170萬億元。經濟體量的增長要求更高效率、更大規模、更加安全的能源供應。首先,在供應能力方面,如圖2所示,2020年,我國發電裝機容量為22億kW,其中,煤電10.8億kW、占49.1%,風電太陽能合計5.35億kW(并網)、占24.3%;我國發電量7.62萬億kWh,其中,煤電5.17萬億kWh、占60.8%,風電太陽能合計7276億kWh、占9.5%。按照我國的碳達峰時間表,2030年,我國風電、太陽能裝機達到12億kW、甚至15億kW以上,以當前的出力情況測算,風電、太陽能很難完全滿足經濟增長對能源的需求,還需要新建部分核電、水電、(嚴格控制的)優質火電等進行補充。其次,從實際操作方面,風電、太陽能出力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和波動性,隨著裝機的大量增加,其消納問題、電網系統的平衡問題將會凸顯,價格形成、市場設計等機制運行尚不順暢,智能、控制、儲能等關鍵技術尚需研發突破。此類問題將嚴重制約可再生能源的發揮空間,需要在較長時間逐步加以解決。比如,在極端天氣情況下,2021年2月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停電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新能源出力不穩定、煤電裝機占比低及利用小時下降伴生的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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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中電聯

              2-1 2020年發電裝機容量分布(億kW)圖2-2 2020年發電量分布(億kWh)

                2020年,我國能源消耗量為49.8億t標煤[10],其中,煤炭約41億t(進口3億t)、占56.8%[11]。到2025年,根據《煤炭工業“十四五”高質量發展指導意見》[12],國內煤炭產量控制在41億t左右,煤炭消費量控制在42億t左右。到2030年,根據《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戰略(2016-2030)》[13],我國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60億t標煤以內,屆時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25%左右,假設天然氣達到15%、石油消費比重維持于19%,煤炭消費仍將占據41%的比重、對應約36億t煤炭??紤]到我國的資源稟賦結構以及油氣的碳屬性,如果沒有系統性的突發事件影響,煤炭消費比重有可能還在45%左右、對應約39億t煤炭,也就是較2020年比重年均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可見,煤炭消費在“十五五”時期將逐步減少(如圖3 所示),但煤炭仍然是我國最大的能源供應主體。

                因此,預計在2021-2030年期間,可再生能源運行機制和技術能力逐步完善進步,供應能力逐步增強,將主要占據我國能源需求的增量部分、主要實現增量替代,尚不具備快速大量替代煤電存量的條件。該時期處于我國煤炭消費的峰值平臺的后半段,煤炭在我國能源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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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年統計匯編、BP能源統計

              3 中國煤炭需求情況(1978-2030年)

              注:由于數據可得性,數據有略微處理、不影響結論,預測值僅作趨勢性示意

                2.2.2 中期情形

                從中期發展形勢來看(2030年至本世紀中葉),我國逐步形成多元化的能源結構,煤炭仍將是兜底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在此期間,由于經濟體量的增長及質量的提升,我國經濟潛在增速下降至3-4%區間,逐步進入中、高等發達國家行列[14]。我國煤電機組進入退役高峰。如圖4所示,上世紀90年代,我國火電裝機進入投建小高峰期,按照30-40年的設計壽命,這部分機組會在2020-2030年間逐步退役。從2003年至今,我國火電裝機進入投建大高峰期,這部分機組將在2030-2060年間逐步退役。隨著新能源裝機的增加、電力市場新機制和電網調控技術的成熟,退役火電機組的電量將被可再生能源裝機和先進優質火電裝機替代。在此階段,新能源對煤電的替代將由以增量替代為主逐步轉變為以存量替代為主,煤炭消費比例及絕對量均進入趨勢性縮減周期,但煤炭在我國能源安全穩定供應中的兜底保障作用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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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中電聯、Wind數據庫

              4 中國新增裝機情況(1978-2020年)

              注:由于數據可得性,沒有將火電裝機與煤電裝機區分開

                如圖5所示,在能源轉型較早的歐洲,經過二三十年的低碳化發展后,煤炭在能源結構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歐盟煤炭消費量一直維持在10億t以上,處于數量高、比例降的狀態。隨著能源轉型,90年代后,其煤炭絕對消費量及比例雙降?,F在,歐盟可再生能源(含水)消費比重已經超過煤炭,但煤炭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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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BP能源統計

              5 歐盟煤炭與可再生能源消費情況(1965-2019年)

                2.2.3 長期情形

                從長期發展形勢來看(本世紀中葉以后),煤炭在我國資源結構中還將有一席之地。在此期間,預計我國經濟仍有2-3%的潛在增速。經濟增長必然需要能源支撐,按照本世紀中葉的“碳中和”目標,即使是理論化的BP預測和IPCC預測,煤炭仍然有發展的一席之地。首先,“碳中和”并不是零碳排放,隨著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森林碳匯能力的大量增加、碳捕捉儲存利用(CCUS)技術的進步,煤電及煤炭仍然有存在空間。其次,全社會仍然需要大量的煤基化工產品,煤炭可以實現從以燃料利用為主到以原料利用為主的轉變。再次,隨著新能源發電的大量增加,需要大量增加靈活性煤電機組發揮調峰作用,煤電項目可以保障合理收益;2018年我國靈活性調節裝機比重為5.9%,預計2025年達到9.4%[15],遠低于歐美國家當前水平(美國49%、西班牙34%、德國18%)[16],發展潛力較大。最后,考慮到我國油氣缺乏的能源賦存結構,作為屆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能源結構的多元化有利于保障我國能源供應的穩定和安全。因此,從長遠來看,煤炭工業仍然可以走出一條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之路。

                3 煤炭企業發展的策略建議

                面對“碳達峰、碳中和”帶來趨勢性影響,煤炭行業唯有全面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踐行“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全方位全過程推行綠色規劃、綠色設計、綠色投資、綠色建設、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生活、綠色消費,深刻認識能源趨勢變革的必然性與緊迫性,搶抓時間窗口、堅持綠色轉型,才能化危為機、危中尋機,為我國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作出新的貢獻,為“碳達峰、碳中和”歷史大背景下世界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中國方案”。

                3.1 堅持發揮比較優勢,不斷提升企業的價值鏈

                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煤炭在能源供應的規模性、穩定性、經濟性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在綠色環保屬性方面處于絕對劣勢。隨著“碳達峰、碳中和”的迫近、替代能源技術及機制的進步,煤炭原有的優勢可能被新能源全面超越,應尋求在絕對優勢可能全面退化的情況下發揮出自身的比較優勢進而贏得生存的空間。從本質上講,這就是一個提升自身價值競爭力、補短板強長板、降本增效的過程,就是一個行業整體提質升級、行業內部優勝劣汰的過程。第一,增強核心競爭力。參考美國的情況,在停建煤電機組、大規模發展頁巖氣和可再生能源后,美國煤炭產量出現斷崖式下降,2019年,美國煤炭產量為6.4億t、較高峰的2008年下降40%;煤礦669處,煤炭從業人員52804人;單礦及單員效率遠超中國平均水平(2019年38.5億t對應5300處及340萬人),我國煤炭行業的效率提升空間還很大。要徹底摸清家底、合理做好規劃,統籌生命周期、優化生產布局,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煤礦,以智能化、數字化為手段,提高單位生產效率、提高安全作業水平、提高產品成本競爭力,實現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變,實現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的能源結構狀態下,均能為國家提供堅實的能源保障。第二,補足自身短板。堅持綠色發展,做好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和節能減排工作,因地制宜推廣充填開采、保水開采、煤與瓦斯共采、井下洗選等綠色開采技術,降低生產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強度,實現從耗能污染型到綠色環保型的轉變。第三,優化產品結構。推進煤炭產品精細化升級,嚴格限制劣質煤銷售使用,支持煤炭分質分級梯級利用,擴大冶金、化工等高附加值煤炭生產,提高產品綜合利用效率和價值,實現以燃料煤為主向原料煤為主的轉變。

                3.2 堅持多元化發展布局,不斷建強企業的產業鏈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為了緩解煤電行業之間的矛盾、合理劃分市場和企業的邊界,大多數情況下我國選擇了企業內部化的方式來解決有關問題,國內主要的煤、電企業在“煤電聯營”的政策引導下實現了“煤中有電”“電中有煤”,并以此為基礎不同程度地構建了煤、運、電、化的一體化產業鏈條。這種產業的縱向一體化,更多地是在內部處理“蛋糕切分”的問題,對于上下游的波動風險具有很強的抵御能力,但是對系統性風險的抵御能力有待強化。比如,煤、電都是典型的強周期行業,在宏觀經濟波動中同頻共振,難以進行逆周期調節;在“碳達峰、碳中和”趨勢下也是同向變動,很難實現風險轉移。這就對企業的產業鏈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從縱向為主的線條發展轉向橫縱結合的網絡發展,并通過有側重、有先后的布局構建立體產業網絡“大協同”。一方面,有效提升縱向一體化運行的質量。做好大物流運輸,利用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實際和“公轉鐵”的時機,加快發展反向運輸和大物流運輸,既提升交通運輸的環保水平又優化鐵路運力配置。做優煤電大事,堅持節能優先戰略,做精增量、做實減量、做優存量;持續提升大容量、高參數、低污染煤電機組占比,加大熱電聯產,積極參與靈活性煤電機組改造及市場運行;深度參與碳交易、加強碳資產管理、探索碳金融操作。做精現代煤化工,著力降低煤化工碳排放強度,產品向專用料、精細化學品等高附加值方向發展,為國內消費大循環提供高質量產品。另一方面,顯著增強橫向一體化的實力。抓住能源大變革的時機,利用資金和區位優勢,大力投資發展新能源,以之作為企業轉型的關鍵手段,以之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國內投資大循環的關鍵舉措;利用煤電穩定靈活的優勢協同布局新能源,推進塌陷區光伏發電,探索發展儲能、光熱、地熱、分布式能源等新興產業,加快“風光火儲氫”一體化發展。在此過程中,人的轉型是關鍵,要實現煤、電行業職工向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分步代際轉移;“十三五”期間,我國煤礦工人由530余萬人下降到340萬人左右[17];可再生能源行業需要較高的人力投入強度,2018年全球范圍內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內就業人數達到1100萬人,其中39%在中國[18],已超過煤炭行業的就業人數。

                3.3 堅持現代化發展方向,不斷優化企業的供應鏈

                傳統化石能源的升級,重點是要擺脫對原有的資源-資本-勞動要素組合的路徑依賴,做足機制設計、技術進步的文章,著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增強企業對供應鏈的控制力,進一步暢通國內能源流通大循環。在機制設計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維護來之不易的煤炭中長期合同制度,保障煤炭市場大盤的平穩運行和煤炭行業的健康發展;積極參與現貨、期貨等交易模式,規范交易規則,以價格信號引導資源流通。在技術進步方面,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建立現代煤炭智慧物流體系,深度參與電子商務平臺建設,以數字化網絡化服務平臺為橋梁,連通生產、加工、運輸、儲存和消費等供應鏈各環節,實現線上線下渠道融通、一站式服務和精準營銷,構建“大營銷”網絡:針對市場規??s小的趨勢,能夠敏銳發現市場需求、精準匹配市場需求,合理調配資源流向、最大化實現產品價值;針對需求波動更大的趨勢,進一步提升煤炭集運、中轉儲配能力,建立反應迅速的煤炭應急供應機制,切實保障用能安全。

                3.4 堅持綠色和諧理念,不斷拓展企業的生態鏈

                良好的行業生態是煤炭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外部環境要求。從狹義上講,要著眼構建綠色的生物生態系統。繼續深入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建設綠色礦山,持續提升礦井水綜合利用率、煤矸石綜合處理率等指標;同時,利用礦區土地資源,加大植樹造林力度,提升土地復墾率、矸石場覆土綠化率,促進礦區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最大限度降低行業發展的生態成本,最大努力增加屬地森林碳匯容量。從廣義上講,要打造和諧的商業生態系統。根據《煤炭工業“十四五”高質量發展指導意見》,“十四五”期間全國煤礦數量控制在4000處左右、較2020年減少700處左右[19],碳約束條件下有限的市場必然帶來激烈的競爭,要強化行業頂層協調設計、避免過往發生過的無序競爭,強化企業規劃布局、避免盲目突擊式的投資轉型。圍繞國家總體外交戰略,深度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拓展國際發展空間,高質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結合沿線環境承載力和能源結構,布局優勢項目、開發優質資源。強化ESG績效導向,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逐步樹立清潔綠色的品牌形象,更大范圍內贏得社會的認可,更大程度提高行業的影響力。

                3.5 堅持科技第一生產力,不斷做實企業的創新鏈

                加強科技創新是培育煤炭發展新動力的根本途徑,是開拓行業發展新格局的有力抓手。首先,加大科技投入。2019年,全國研發投入為1.4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為1.32%;煤炭行業研發投入109億元,研發投入強度為0.44%[20]。這表明煤炭行業的研發強度尚有很大提升空間。其次,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聚焦能源“清潔化”“低碳化”“智能化”三大現代能源技術領域,重點布局煤炭安全綠色開發、智能發電等攻關方向,在CCUS、儲能、氫能等世界能源發展前沿取得突破,建成一批示范工程,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最后,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完善科技人才評價和業績考核機制,強化市場對研發資源的調配作用,以實際需求和問題為導向,更加緊密地結合生產和研發,暢通政策、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創新鏈,激活產業創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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